刘太格：城市和人一样是有“身份”的

一头银发、温文儒雅，记者面前的全球城市规划界泰斗刘太格先生，显得平易近人、神采奕奕。

城镇化是中国实现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点之一，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。远在新加坡的刘太格十分关心中国的城镇化发展，对其中的一些问题也直言不讳。

刘太格说，现在许多地方政府喜欢做形象工程，但没有一个完善的体系把此类形象工程囊括在内，多数是将其摆错了位置。“不客气地讲，我觉得现在很多城市就是一座建筑的"杂货店"。我们应该把城市布局完善，再有选择地做少数亮点的工程，而其它多数的建筑应该做成背景式的建筑”。

在刘太格眼里，交通规划不合理也是许多城市的通病。他说，现在很多城市都流行建高架桥，这并不是一个好东西，相反，高架桥过多其实是城市规划不十分科学的印证，因为没有规划好，才需要这么多的高架桥。

如何从制度上来引导，增强中小城市的吸引力？刘太格认为，在规划层面，首先应编制出主要城市群发展大纲，协调规划各个大城市及其辐射的中小城市（镇）的环境负载力、人口承载力、产业布局。相应的，公共资源不能过度支持大城市，国家和省级在资金配置、财税政策、金融信贷、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应向中小城市、城镇倾斜，提高就业能力和人口聚集力。

人物名片

刘太格曾任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局长（1979年－1989年），新加坡市区重建局局长与总规划师（1989年－1992年），期间完成了新加坡概念图的调整方案，被称为“新加坡规划之父”。他也是全球城市规划界的泰斗。在中国，刘太格是佛山市、珠海市、北京市、天津市、山东省等地的规划顾问，2008年北京奥运会设施规划评审委员会主席，都江堰地震灾后重建规划方案评审委员会主席。

高密度城市也可以交通顺畅

谈城市规划

在任何一个城市拿一块地，如果找欧美人士来看，他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生活环境，因为他们没有快速发展的压力。而如果是亚洲人，他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利润，怎样尽可能取得最高的利益

南方日报：中国有很多人到新加坡学习城市规划和管理经验，在你看来，新加坡有哪些做法值得参考？

刘太格：以规划为例，新加坡政府承担了很大的责任，把规划做得很细，甚至对每个地块的红线、容积率等等进行高度控制。这种做法和西方、中国都不同。

按照西方的理念，政府承担这么重大的责任、把地块规划做得这么细，就是不民主。在西方，每个项目都要协商立场，他们甚至根本不同意要有规划。英国的撒切尔夫人曾在上任时取消了所有的规划，当然现在又恢复了，因为他们发现，没有规划就没有办法控制环境、没有办法将城市梳理得比较协调和高效率。

我做过一个比喻，在任何一个城市拿一块地，如果找欧美人士来看，他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生活环境，因为他们没有快速发展的压力。而如果是亚洲人，他们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利润，怎样尽可能取得最高的利益。新加坡是亚洲城市，在这方面是一样的，但新加坡又有所不同，规划师把规划做得很细，尽量不留争议的余地。但一个规划局怎么能够把所有的事情都想那么细？不可能尽善尽美。所以新加坡的做法是每五年一小改，十年一大改。每个项目在报批的时候都可以提出规划方案的调整，不过能否调整不是一个人决定的，而是要通过一个委员会来决定。

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新加坡的中央商务区，它是从1974年开始建，一直到现在还有新的建筑在建设。除非这个建筑是高水平的、重要的、付得起地价的，否则不能进入，有人担心这会不会影响发展的速度？答案是不会，因为做全市规划时，规划有几十个不同等级的商业中心，这边进不来可以到另外的地方去。我们保持中央商务区的高档次，档次不高的要到其它地方去—这也保证了发展的速度。这说明一些看似不可能做到的事我们做到了：初期的快速发展，和长期的系统化发展。我们有了方案之后更是严格控制执行的，而且速度一点不放慢，其中的关键是做成一个好的规划。

南方日报：在你看来，相比亚洲的其他国家，新加坡规划方面还有哪些不同之处？

刘太格：新加坡给人比较深刻的印象就是花园城市，其实花园城市是成本很低的形象工程，种树比盖房便宜很多嘛。我经常跟他们补充一句话，我们这里为什么能成为一个花园城市，主要是我们只种树和草，种花是成本很高的，要是再加上亭台楼阁、假山等，成本就更高了。

来过新加坡的人会发现这里的交通很顺畅，给人的启示是一个高密度的城市同样是可以把交通搞好的。

另外，我们对整个市容的规划和设计的要求做得比较精细。不过，不要为了精细而忘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那就是整个城市宏观的理念要抓准，如果这个宏观的理念没有抓准，你做得再精细，也不可能把事情做好。中国有句话说，要胆大心细，谋定而后动。我过去当局长的时候，我做方案的期限是一百年，因为在新加坡，地方非常小，一定要做一个远期的方案。

靠拓宽道路解决拥堵是错的

谈城市交通

搞一条高架的快速路就等于规划是失败的。因为你如果把规划整体考虑后，提前规划的快速路路线是可以做到地面的。而建一条高架路费用很高、破坏两边的环境，还降低了高速路两侧的房价

南方日报：缓解高密度城市的交通堵塞，在规划层面就可以解决？

刘太格：我看到很多城市解决交通堵塞最土的办法就是把路加宽，再解决不了就找交通专家来帮忙。这个办法是错的，因为交通拥堵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，就好像人体里面的血液不通畅，不能够独立地去考虑，要从整个人体考虑。比如交通要把人从家送到商业中心、学校或工厂企业，那么你要知道商业中心在哪里，这个要规划，规划的路跟商业中心怎么结合，这本身是一个规划问题，你不能说商业中心归商业中心搞，交通归交通专家来搞，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。

怎么才能达到整体考虑的目标？就是要通过规划，而且是综合性的规划，不是分开来解决的。

南方日报：从技术层面来看，如何解决高密度城市交通堵塞的问题呢？

刘太格：目前，绝大多数的城市不理解快速交通的重要性，这个需要重视。

另外一个让我担心的是，很多人以为快速路和高速路一定要配套建设高架，我不这么认为。在新加坡很少有高架路。在我看来，搞一条高架的快速路就等于规划是失败的。因为你如果把规划整体考虑后，提前规划的快速路路线是可以做到地面的。而建一条高架路，首先费用很高，第二破坏两边的环境，第三降低了高速路两侧的房价。

那么，新加坡是怎么做的呢？我们每个卫星城，住宅的占地面积大致是在45%，其他就是做道路、做学校、公园这些配套。所以住宅不要当做一件事来做，它本身就是综合性的。如果把这个卫星城做得百分百齐全或尽善尽美，那么很多人、甚至没有污染的工业一起在里面落户，人们就可以就近上学，就业和做消遣的活动。这样一来，到市中心的交通量就减少了，无形中就减轻了交通的压力。这个不是我们事后这么解释，我们在规划的时候就考虑到了。

南方日报：你特别强调快速路，快速路为什么这么重要？

刘太格：道路分快速和慢速，快速路一定要保证是快速的，从快速路下来再走慢速路。中国现在交通堵塞因素很多，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快速车跟慢速车挤在一起，所以快速车快不了，慢速车也慢了下来。你看在新加坡从东边到西边，也就是几十分钟的事。因为快速路是绝对封闭的，所以它一方面是速度快，而且没有红绿灯，本身也体现了节能的理念。这样一来，慢速路也可以保持通畅。我认为，广东的快速路不够多。

把村姑打扮成贵妇是个笑话

谈小城镇建设

大城市就好像一个董事长，要穿大礼服，他太太要穿高跟鞋……中小城市可能是个青少年，乡镇还可能是个乡村姑娘。你是把乡村姑娘打扮成贵妇，这是个笑话，可是这种笑话是经常发生

南方日报：中国城镇化之路已走过30余年，期间经历了从支持小城镇到重点发展大城市、再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路径。如何在加快城镇化发展速度的同时，提高城镇化的质量？

刘太格：首先我很高兴看到中国政府重视规划，而且你们谈的是一个城乡统筹的城镇化。我看到过去中国讲的城市规划，着重在大城市，其实如果能把乡镇或者中小城市的问题处理好，大城市就不需要无止境地扩大，规模可能会控制得好些。

我觉得你们现在需要关注的是，大城市跟周围的中小城市、跟乡镇产生怎样一种关系？交通上要怎么处理，每个城镇的配套要跟大城市怎样产生关系？比如说，城市布局方面，这些年大城市不断膨胀，交通、环境不堪重负，但中小城市尤其是城镇的发展动力似乎不足。这方面要努力。

欧洲的中小城市或者乡镇都有它的特色。尤其是法国，他们不单单是乡镇景观有特色，每个地方的烹调乳酪的做法都是不一样的。其实中国同样有这个条件，你们每个镇的传统建筑都略有区别，尤其是岭南与福建的，跟北方是非常明显不一样。这些东西是很重要的资源。在不久的将来，中国会变成一个很富裕的国家，那时候就要考虑享受、考虑文化、考虑寻根等等。所以，现在乡镇的这些东西，要把它保留好。

南方日报：如何构建更合理科学的城市布局？

刘太格：大城市的吸引力不可否认。不过即使你把它规划得非常完善、管理得非常完善，它也有自己的缺陷，就是密度比较高、生活压力比较大、城市跟自然环境的距离比较远。有些人不喜欢这种生活，就跑到中小城市去。比如伦敦，它周围的剑桥、牛津是中小城市，都很优美的，所以可以在那边住、在那边工作、在那边生活，偶尔需要大城市的配套，才坐火车到伦敦去。

所以我刚才强调你们的城乡统筹，一定要把中小城市，甚至乡镇建设好，交通搞好，配套尽量做得尽善尽美，它的魅力是跟大城市不一样的。中国现在有个通病，大城市有什么，很多小城镇也要复制什么。比如一个乡镇也要起一个五十层高的写字楼。首先这在经济上是不合理的，第二你就没有扬长避短。所以我对中国的朋友说，你们中小城市要做到大城市做不到的事。上海、北京、广州、深圳不盖高楼是不可能的，因为地价这么贵。但小城镇不盖高楼是绝对可能的，你要让大城市那些人一来到这里就觉得很羡慕：我们要是有这样的环境就好了。所以它各有各的魅力，大城市有它的经济活力和聚集优势，中小城市有环境的优势。我很担心目前中国一些中小城镇都想模仿大城市的倾向。

我认为，城市跟人是一样的，是有“身份”的，大城市就好像一个董事长，要穿大礼服，他太太要穿高跟鞋……中小城市可能是个青少年，乡镇还可能是个乡村姑娘。你是把乡村姑娘打扮成贵妇，这是个笑话，可是这种笑话是经常发生。

“城市银河”由“星座城市”组成

谈城市“身份”

针对单一城市，最重要的是必须有一个长远、科学的规划方案，不能因为城市领导的变化就动辄更改规划，特别是在规划中不要乱建地标性建筑

南方日报：如何从制度上来引导，增强中小城市的吸引力？

刘太格：在规划层面，首先要编制出主要城市群的发展大纲，协调规划各个大城市及其辐射的中小城市（镇）的环境负载力、人口承载力、产业布局。相应的，公共资源不能过度支持大城市，国家和省级在资金配置、财税政策、金融信贷、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应向中小城市、城镇倾斜，提高就业能力和人口聚集力。

与此同时，中小城镇要知道自己的“身份”，所以密度从高、中、低要有所分别，我希望中央政府可以定个政策、标准；第二，每个地方交通要搞好，因为交通一方便他们就不会觉得乡镇太远；第三，每个地方应该尽量把配套做得尽善尽美，同时每个地方的特色都要把它保留下来，包括老建筑、自然环境等。

南方日报：对于当前中国在推动的城镇化，从规划的技术层面，你还有哪些建议？

刘太格：我发现很多城市有几件事没有搞清楚。比如快速路的概念不很强；第二就是交通与商业的关系，不是很清楚；第三就是卫星镇里面配套要做得尽善尽美，减少交通必要性。这些都不是很清楚。

此外，城市的“身份”不是很清晰。针对单一城市，最重要的是必须有一个长远、科学的规划方案，不能因为城市领导的变化就动辄更改规划，特别是在规划中不要乱建地标性建筑。城市的规划就如同一部交响乐，“独唱”太多就会很混乱，所以，城市中的背景建筑最好是统一、连贯的。而像巴黎那样在大的框架下，根据时代变化来不断在细节上调整，在持续上百年后，已经成为现代都市规划的典范。

对于一个大的区域来说，可以按照城市功能，进而将其规划成一个“城市银河”，而“城市银河”则是由“星座城市”组成，每个“星座城市”有2000—-3000万人口，向下分支会有3到6个300—500万人口的中型城市，就像一个大家庭有3到6个兄弟，都能独立成为一个小“家庭”。我们把每个城市都看成是“家庭”，一定数量的“家庭”形成一个大家庭，即“星座城市”，每个大家庭组合起来就是一个家族，即“城市银河”。

通过这种从局部到整体的规划方案，能够从基础框架上给一个城市定调，同时也会解决现在诸多城市功能重叠的现象，真正做到“百花齐放”。片区实际上就是卫星镇，它底下是小区，所以我住在小区，我要买肥皂，我就在小区中心买；我要买电视，我到卫星镇中心；我要名表，可能到片区中心；我要买古董，可能到中央商务区去，这样每个地块我们尽量给它配套足够。就比如长三角除了上海这个中心，还有五六个重要城市，每个城市是一个“星座”，每个“星座”底下有“月亮”、有“星星”—就是那些卫星镇等。

另外城市细胞与细胞之间都要有绿化带。好像新加坡，每个片区和片区之间都有绿化带；在片区下的卫星镇之间，也有绿化带；小区与小区之间也有绿化带。